其中一个方面是幻想有望回到想象中的和理想化的过去。
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左右，保护农村这个概念一定要提出来了，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之间要达成平衡。之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私有化，或者说家庭化。
土地使用权私有化之后，就可以流转，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二三线城市，应该提城市化。要通盘考虑，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要关注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城市化、城市升级离不开城市体制改革，请问城市体制改革有哪些着力点？郑永年：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扁平化改革是个大方向。中国的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应该有3亿~4亿人。
但是，消费是人的消费，不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哪能建立起消费社会。传统农业社会很难成为一个消费社会。利用分享中国发展机遇，迎接全球化的市场机遇和挑战。
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亚行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积极研究以增加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更加全面、清晰地反映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中的收益。新兴经济体也不例外，据《全球研发投资预测》，未来新兴经济体研发投入增长率将明显高于OECD国家，预计2013年美国研发投资将增长1.2%，而中国和印度的研发将分别增长11.6%和12%。今年3月金砖峰会取得突出成果，显示了新兴经济体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多边进程受阻，欧美已将FTA视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保持优势、巩固其规则制定者地位的重要途径和平台。
危机后，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规则，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担心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和新矛盾的产生。
在应对思路上，应充分利用各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希望更多地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有利条件，开展互利合作，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增值空间。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目标不同、协调难度大。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区域和双边FTA已成为开展经济战略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手段，各国都在加快推进FTA战略，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出现新趋势：一是区域集团化趋势凸显：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欧盟不断完善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制定整体战略，积极推进我国区域和双边自贸区建设。
由于各国在全球化中的利益诉求和关注议题不同，未来全球治理的难度必将进一步加大。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环境恶化。TPP和RCEP将并行推进，各国依据自身条件和发展需要选择。TPP虽然设立了开放条款，但实际上通过预设规则对新加入者进行资格审查且强调高标准、全面一体化的理念，如要求服装和鞋只有所用生产原料均来自TPP成员才能享受零关税，对谈判进程严格保密，都是排他性的表现。
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制造业化、出口倍增等战略，新兴经济体也更加看重开拓国际市场和吸引跨境投资。三是排他性有所增强：虽然FTA加速推进有利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但排他性特征渐强引人关注。
2012年全球跨境投资降至1.3万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达6800亿美元，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在全球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分别达23%和37%的历史新高。四是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危机易向全球快速扩散。
为加快经济复苏，各国利益诉求和政策着力点的差异日益显现。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整合将成为全球化新的推动力量并将带来市场机遇。而随着全球资源、市场、资金和技术创新上的竞争加剧，我国也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双重竞争压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潜力将受到挤压。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人口老龄化等全球性议题显著增加，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促使各国深切地意识到，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满足共同的利益需求。二是对技术创新和引领新兴产业的竞争加剧。而且，在已经和准备启动的自贸谈判中，也出现与重要经济体建立跨地区的自由贸易制度性安排的趋势。
中国更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最大的国家，据WTO统计，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第一对象国。二是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环境恶化。
从衡量国际化水平的跨国指数看，全球非金融类企业中，前100强的跨国指数不断提升，从1993年的47.2%上升至2011年的62.3%。例如，逆差国与顺差国在反对保护主义上存在较大分歧，一贯鼓吹全球自由贸易的美国开始宣扬公平贸易，以维护国内产业部门利益。
美国在力推TPP的过程中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和投资，全面一体化涉及成员国经济管理政策和体制等领域。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措施增加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此次危机后的现实再次予以证明。
各机制运行效率、核心国协调能力和重点国家的态度，将决定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以及对全球资源、技术、海外市场和跨境投资的需求巨大，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美国强力推进TPP并不断吸收亚太区域成员加入，东亚一体化出现突破性进展，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于3月底开启，涵盖1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谈判也于5月启动。截至2013年1月，已向关贸总协定(GATT)或世贸组织(WTO)通报的RTA总数达到546个，较2012年1月增加35个。
由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速增长，长期来讲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家们预测的收敛效应，少数新兴大国有可能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实现赶超。未来如果全球贸易恢复不理想，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经济复苏进程，在失业率高企的压力下，各国有可能选择继续向国内保护势力让步。
新兴经济体实力参差不齐，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相对较弱，在多边谈判中的利益取向存在潜在矛盾，协调机制效果未达预期。在应对危机和促进复苏的进程中，依托国际化生产、对外贸易和服务、资本跨境流动和技术创新，各国加大力度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利益交融不断加深。
东亚一体化提速，欧美日的反应进一步升级，加快构建跨地区自贸安排，其目的不仅是通过自由化刺激经济复苏、创造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应对新兴经济体加速崛起的挑战，维护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例如，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加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全球能源和资源需求将不断上升，而发达国家经济对资源环境诉求完全不同，巨大矛盾将对新兴经济体发展空间构成较大约束。
一是对资源、市场和资金的竞争加剧。据《全球贸易预警报告》，2008年以来各国共实施了上千项损害外国商业利益的保护措施，其中 79%来自G20成员。从贸易和投资额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日益提升，G7占全球进口的比重从近50%降至37%，同期E24占比从16%提高到28%。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地位。
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和市场机遇。在发达国家，欧美自贸协定能否达成要看自身发展态势和世界格局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外部压力将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金融危机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希望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争得更大发言权和实际利益。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已升至40.4%。
在亚太地区，短期内实现建立覆盖整个区域的自贸机制的可能性不大。三是政策目标不同，各国间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